全球市场调整将至12月是关键时间点丨大

第一财经：您早前发文谈到全球增长的再平衡，谈到新兴市场滞，发达市场胀，那么据您观察，现在全球经济不平衡的情况是加强了还是改善了？

沈明高：自疫情以来全球增长的不平衡，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恶化的趋势。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这样，在疫情导致的经济问题情况下，发达国家还是祭出了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希望稳定需求，稳定消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生产受到比较大影响的情况下，需求受到了拉动，同时它的供给又不足，我们原来把之前的全球化简单地分为发达国家消费，新兴市场生产，那么这样的一个格局随着全球不平衡的加剧，产生了很多的摩擦。

那么现在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只有两种路径。我认为第一种路径是主动的，那么发达国家要更多地偏向于投资生产，而新兴市场包括我们中国在内，要更多地偏向于消费，那么这样的一个再平衡实际上是一个大方向，但是这一个大方向对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来讲都比较困难，因为发达国家擅长的是消费，而我们擅长的是投资，所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个经济放慢的过程。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通胀倒逼，那么当通胀不可控的时候，发达国家就不得不收紧它的货币政策，所谓叫去化流动性，发达国家去化流动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新兴市场去化产能的过程，所以这也是一个镜子的两面。那一方面当通胀不受控，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回反复的时候，新兴市场的增长放慢，压力很大很明显。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在新的格局形成之前，很可能是一个拉锯的情况，这个拉锯就是发达国家通货膨胀控制有难度，而我们新兴市场稳增长的压力比较大。

第一财经：您提到两个方式，一个是主动的方式，一个是被动的方式，那么您觉得最终主动的方式完成的可能性大，还是被动的方式可能性大？

沈明高：我们当然希望是主动的方式完成的可能性大，但是现实当中很可能是相反的，就是说各国都拖延各自的改革或者政策的推动，那么很可能通胀起来，通胀起来的时候，给各国的时间就相对比较少。也就是说可能今年也可能是明年，通胀的水平继续提高，而不是像美联储预计的那样通胀是暂时的，那么就会被迫地使得发达国家的央行首先采取收紧的措施，带来全球利率的上涨，对新兴市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一财经：您觉得新兴市场具体会面临到什么样的挑战？

沈明高：新兴市场面临的挑战，如果能用巴菲特的一句话来讲，当潮水退去的时候就看谁在裸泳。那么具体来讲，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我的看法就是当发达国家加息的时候，新兴市场的经济能不能容忍加息的空间，也就是说当发达国家加息的时候，我们新兴市场或者是同步加息，或者是我们的增长的内生性或者自主性加强，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相对独立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个人是觉得有些新兴市场有可能做到，而有些新兴市场做不到，所以换句话说，面临这样一个大环境，新兴市场的分化不可避免的。按照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预测，这次疫情之后，人均GDP要回到疫情前水平，很多的新兴市场，比如说阿根廷、南非、西班牙、墨西哥，它们可能甚至要到年年，那么如果说发达国家退出的步伐加快的话，这些国家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所以说总结一下新兴市场面临的风险，第一个是资金外流。第二个是本币的贬值，那么第三个的话可能是滞胀的风险会直接地加大。因为当你资金外流，资金成本高的时候，你本国的增长的压力就会加大，但是当本币贬值的时候，通胀压力同时也会上升。

第一财经：那么您觉得这一次新兴市场可能面临的风险和上一次全球央行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时候，风险一样吗？

沈明高：我觉得有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地方，那么相同的地方，都是货币政策的冲击。但是不同的地方，十年前和十年后，整个全球增长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画了一个图，实际上很有意思的一个图，这个当然不是说十年前，比如说年的时候，全球经济两头大，这个趋势非常明显，一头是发达国家，一头是低收入国家。

那么到了年到了最近的时候，实际上中间力量在崛起，当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也就是说中高收入国家的人口现在大概已经到了26亿，那么发达国家人口大概只有11亿，所以说即使全球的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于新兴市场还是会带来比较大的冲击，但是中间力量到底能不能稳得住，它对整个新兴市场的影响就会是至关重要的。比如说如果我们中国的双循环政策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功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对新兴市场来讲是一个稳定的力量。

第一财经：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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