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价值链中的国际分工

高盛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苹果智能手机的全球供应链中，中国的生产成本占25%~35%，其中15%左右为零部件加工和最终组装所投入的劳动力成本。该报告估算，如将在中国的iPhone生产与组装全部移到美国，iPhone的生产成本将提高37%。为此，美国通过工序和产品调整以适应生产自动化，提高生产率，5年后可望消化部分新增成本。在苹果公司利润不变的情况下，iPhone售价将上涨15%。当然，这种情况不会成为现实。即便由于某种原因，美国公司的中国工厂全部撤回美国，iPhone生产和组装也不会回到美国。因为在中国为苹果进行生产组装的工厂只有少数属于美国公司。

苹果公司今年2月年对外公布的年物料清单显示，iPhone的供货商有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家企业。就核心零部件供货商数目来说，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最多，合计占比达69.74%。从价值链来看，美国供应商主要提供核心芯片、内存和集成电路等核心零部件，日本供应商提供摄像头模组等光学组件及显示面板，中国台湾供应商主要从事印刷电路板生产、代工中央处理器芯片以及最终组装，韩国供应商提供显示面板和部分芯片。而中国大陆共有33家供应商为iPhone提供声学组件以及结构件等非核心零部件。

可见，iPhone的供应链是全球性的，日、韩、美、中国台湾、中国大陆，都深度参与苹果手机的供应链。

但iPhone的生产高度集中于中国。家供货商共有家工厂为苹果公司供货，遍布奥地利、捷克、巴西、墨西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和中国大陆等2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的家工厂设在中国大陆，比例高达46.4%。其中核心部件工厂、非核心部件工厂以及包装和组装厂设在中国大陆的比例分别为30.5%、54.1%和71.32%。也就是说，不仅iPhone组装集中在中国大陆，一半以上的非核心零部件工厂和近三分之一的核心零部件工厂也设在中国大陆。在这家工厂中，除了中国供货商的工厂外，大部分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非美国供货商在中国大陆的工厂，只有57家是美国供货商设立的。

iPhone生产高度集中于中国大陆，看似是中美之间的深度分工，实则是东亚生产网络关系的体现。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苹果供应商之间的分工关系，比中美分工程度更为紧密，这是iPhone价值链中的中美分工玄机。

在中美这种分工格局下，如果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或两国出现贸易壁垒，不仅影响到iPhone美国供货商的生产链、利益格局和iPhone的售价，还会波及其他国家iPhone供货商的生产和利益。贸易壁垒一旦是双边的，影响则更为复杂。

由于产品内分工，产品多次穿越国境导致多重关税和运输成本；另一方面，关税是对总进口而不是对出口国的增加值征收的，出口国必然还承担出口中所包含的他国增加值的税收。所以征税会造成累积效应。此外，一国的出口中包含了多国的增加值，一国出口被征税，该出口中所有他国增加值也被连带征税，使他国增加值的成本间接上涨，于是殃及他国出口。国家间分工程度越深，往返进出口次数越多，关税等贸易壁垒的累积效应和波及效应就越大。

笔者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分别计算了中美双边贸易中两国增加值跨境的平均次数，来看两国在国家层面上的生产网络关系。年的计算结果是1.和1.。表明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中，中国增加值在由中国出口到美国之后、再次出现在中国对美出口中的概率是0.%；反过来，在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中，美国增加值第二次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概率差不多是0.02%。两个值都很小，表明两国没有同在一个生产网络中。

这种情况下，中美单边征税累积效应不大。倘若两国同时征税，在双边贸易中中国增加值平均出口到美国的次数变为1.，美国增加值出口到中国的平均次数提高到1.，比单边征税时的影响大了许多，对美国影响更大。

笔者又计算了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韩国的增加值在中美双边贸易中跨中美边境的平均次数，分别是1.、1.、1.和1.。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次数明显大于日韩，与美国的次数接近，日韩的次数与中国接近。这个数据显示了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有着更紧密的生产网络关系，日韩与中国有更紧密的生产网络关系。中美贸易壁垒不仅给日韩造成影响，还会殃及加拿大和墨西哥。

上述生产网络关系不仅体现于iPhone供应链，汽车的全球价值链也有类似特征。

汽车全球价值链的研发设计是全球的，生产则是区域性的。美日欧的大型汽车公司在各主要汽车消费国和地区都设有整车装配工厂，只有为数不多的大型零部件供货商实行全球性生产，大部分零部件供应商都布局在整车装配厂周边，为其提供配套生产，形成了一个个区域性的汽车生产网络。日韩汽车企业在中国的供货商明显集中于日韩及中国企业，而美国汽车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对美资供货商的依赖度则要低，除了中国本土供货商，美国企业也会选择欧洲或日韩的供货商。美国企业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东亚的汽车生产网络。

中美作为世界贸易超级大国，双边贸易规模巨大，都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但中美分属不同区域生产网络，两国在产品价值链上的分工多处于东亚生产网络中。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任何分工基础或外部条件变化都会带来较为复杂的影响。跨国企业在实施全球生产布局时当考虑这种因素，各国政府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更是如此。比如建立中日韩自贸区以及更大范围的东亚自贸区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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