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想象中的荒野美国的国家公园与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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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年优胜美地山谷的自然景观

我作为一名美国历史学家，谈论自然资源的管理问题，听上去会有点怪。自然资源管理常被视为经济发展问题或科学挑战，但自然资源管理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挑战。历史学的视角非常有助于思考这些问题。一个国家管理其公共土地和国家公园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反映出在野生动物保护、防火或自然资源管理上的科学观念的转变，也反映出关于自然空间价值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以及最适合管理自然空间的人和机构。我今天将重点讲述美国联邦政府如何与美洲原住民合作，从历史角度的思考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联邦政府与原住民之间不断变化的政治关系。

四年前，我带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些师生去上海，与中国教授一起做公共历史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公共历史”具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它是在学术课堂之外展开的历史，包括博物馆展览、历史遗址、节日、纪念馆或电影。几十年来，“公共历史”一直是美国研究的主题。但这次在上海召开的会议标志着中国学者第一次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个术语。

在会上，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中美两国学者对“公共历史”一词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它主要被理解成“为了公众的历史”。但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公共历史经验是由公众创造的，策展人、作家或现场翻译与公众一起合作，这样能确保公众的故事被讲出来。这可能会很乱，但美国人喜欢并期望看到公众的观点被呈现，他们不喜欢由他人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这次会议让我意识到公共历史必然具有民族性。如果它是一种有效的沟通过去的方式，那么它一定产生于独特且蓬勃的民族文化并且必须尊重该文化的价值。对于如何解说历史遗址、公园或过去的事件，没有一个通用的模型。历史、传统和法律都创造了不同的场景。

当我谈及美国国家公园和其他公有土地面临的挑战时，我非常清楚，我只是在谈论美国的问题，我认为对美国有用的东西不会适用于你们。我希望我们能相互学习，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中国人和美国人都很重视国家公园。在美国有个国家公园和遗址，在中国大约有个（注：这里指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因其英文在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系之前通常被翻译成nationalpark）。但总而言之，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现在管理着多万英亩土地（约万亩）和个遗址。除87个国家遗址和59个国家公园外，它还管理着个历史公园或遗址、25个军事或战场公园以及数量较少的保护区、娱乐区、公园道路和海岸。年，这些地方总共吸引了3.31亿人次的游客。

美国和中国都试图寻找最佳途径，保护这些自然美景和文化资源，同时允许公众进入、鼓励发展旅游业。保护和发展，这两个目标，并不总是容易调和的。中美都有类似的经济和科学问题，但两个国家之间、国家公园体系之间、国内少数民族之间的历史差异，也意味着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非常不同。几个关键的历史差异标志着美国的国家公园与中国的不同：美国的私有财产和公有土地体系，美国对荒野的看法，以及美洲大陆原住民与美国联邦政府之间的历史关系。

图2：拍摄于年（左）和年（右）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里的印第安人

图3:年代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的停车场

美国公有土地和私有财产制度

年北美殖民地反抗英国宣布成为独立国家，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美国政府收购了18亿英亩土地（亿亩），并于年从俄罗斯手中购买了阿拉斯加。这些土地中的三分之二最终被处理。某些情况下，一些土地被新成立的美国政府用于修建学校，或将土地上的自然资源用于教育和谋取其他公共利益。但是大部分土地被出售或免费赠予私人，以鼓励人们往西部定居。私有土地在美国的城市和农村无处不在，这是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一个体系。一些州政府还会将土地出让给私营铁路公司，以鼓励修建横跨大陆的铁路，铁路将这个新扩张的国家连接起来。大部分给予铁路公司的土地，随后被出售给私人，以获取修建铁路的资金。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政府基本上一直在转让或出售土地。仿佛在不断向西的拓展中已获得开启丰富宝藏的钥匙。但在19世纪后期，政府改变了想法，开始考虑将一些联邦管理的土地用于保护或休闲娱乐。今天，大部分公有土地分布在十多个西部州。美国约28％的公有土地由联邦政府持有，而且大部分土地集中在西部的偏远地区。这些土地有些由军方使用，有些被用作印第安人保留地，有些由政府租给牧场主、林场主和矿厂主，他们每年支付自然资源的使用费。（这往往是无止境纠纷的来源，因为环保主义者和牧场主或伐木工，对土地的最佳利用方式持不同意见。当地居民也会就对自己“西部后花园”的土地应有多大的控制权时不时向联邦政府部门抗议。）

图4:美国公有土地占各州总面积的百分比

但也有些公有土地以国家公园（nationalparks）、遗址(monuments)、野生动物保护区（wildliferefuges）、荒野保护区(wildernessarea)等形式得到保护而免于开发。根据法律规定，这些土地以公众参与的过程来进行管理，以反映这个国家不断变化的价值观。其中有许多利益相关者，根据法律，联邦政府需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并给予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在美国，政府为了公共目的而占用私人土地是非常困难的。公众情绪和法律都不支持这一点。土地一旦属于公共所有，也很难再变成私有土地。

荒野的观念

如果美国的公共土地深刻反映了人们对于财产的历史观念，那么它也同样深刻反映了文化观念。中国自年建立第一个风景名胜区以来，它反映了一套相对较新的关于如何利用这些公共空间的想法。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建立于年，它和其他西方公园一样，反映了一个多世纪前当时人们的观念和价值观。这些公园现在面临着改变原有规划、满足当今文化价值的挑战。

美国人对未开发的土地和他们所谓的边疆（frontier）有一种情感依恋，这些看似未开发的土地似乎是扩张的美国的巨大国家财富。托马斯杰斐逊是美国第三任总统，也是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之一，对“自耕农”非常有信心。他认为，创建和维护民主的最佳方式是美国人要远离城市，寻找和耕种一块自己的土地，进而发展出由辛勤劳作、私有财产、自给自足而产生的美德，这也是应对权贵统治威胁的方式之一。土地私有制似乎是美国民主的核心，随着美国的扩张，这一观念在西方也尤为盛行。

图5：年JohnGast的彩色石版画《美国进步》生动反映了美国向西拓荒的过程和背后的文化价值理念

年，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JacksonTurner）发表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一篇关于美国历史的《边疆论》，提出了他的“边疆理论”，他认为：边疆，即文明边陲地带的荒野，恰恰是美国人性格的本质。被迫只能依靠自己，远离陈腐欧洲和东海岸城市的影响，美国的定居者们变得实用主义、自力更生、质疑中央权威、实行最彻底的民主，但他很担心，因为人口普查局刚宣布，整个国家从北到南不再有完整的边疆线，这个国家的人口正变得越来越稠密。特纳很绝望。失去了边疆对美国人性格的铸造，他不知道美国将会变得怎样。

这样的信仰是19世纪后期美国保护运动及美国第一批公园建立的背景。提及这些，是因为我想说明，在年优胜美地被加利福尼亚州作为州立公园从而成为美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地时，以及年黄石成为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时，美国人是如何看待“荒野”的。当美国人望向这些地方时，他们看到的不仅是壮丽的美景，他们看到的是美国人性格得以产生，美国民主得以维持，并使美国显得与众不同的土地。从一开始，这些土地就被植入了很深的国家意义，它们使美国成为美国。

图6:年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

记住，美国的主流文化并不像中国的那样有着悠久的历史，直到16世纪，欧洲人才出现在北美大陆。没有自己文化的历史纪念碑或遗迹，美国人开始将土地视作自己国家独特性的所在。我们可能没有埃及金字塔或中国兵马俑，但我们拥有黄石壮阔的自然景观，这些地方成了世俗意义上的美国圣地。

这一点非常重要，“荒野”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不受自然科学法则的支配。美国人倾向于将荒野视为人类世界的对立面，一个没有人类历史的地方。但欧洲来的美国人第一次到黄石和优胜美地时探访的“自然世界”，却并非人类未曾触及的处女地。相反，这些地方长久以来就被定居或游牧到这里的人类用各种方式改造：植物采集、狩猎以及有时燃烧草场来为猎物创造更好的栖息地。当美国人创建公园、将原住民拦在外面、建立治理的官僚体系时，他们并非要将这些地方恢复成原有的样子，而是在创造一个符合美国人“荒野观念”的场所，在这里，没有西部原住民的生存空间。

美国国家公园运动在19世纪后期加速发展并非偶然，当时美国人正担心，失去这些边疆对他们的国家意味着什么。他们试图拯救这些残留的看似野性的自然景观，因为正是这些荒野使他们成为了美国人。

联邦政府和美洲原住民

美国大西部的国家公园里，当年没有任何一片土地是真正意义上的空地，正等着欧洲来的美国人去发现。这些土地早已被占据，它们是印第安人的土地。印第安人数量很难确定。学者估计，在欧洲人入侵北美前，大约有万原住民生活在墨西哥以北、也就是现在是美国的地区。在入侵后的几十年间，约90％的印第安人死亡，其中因暴力而丧生的人数少于因欧洲入侵者及其动物带来的疾病感染死亡的人数。

当欧洲裔美国人在19世纪横跨美洲大陆向西挺进时，他们正进入印第安人的国度。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方，不同的人群都在适应着气候的变化、马的引入和欧洲人的出现。到处都有印第安人，他们居住在临近淘金地带的加利福尼亚，居住在美国人想要铺设铁路的大平原，居住在美国人想要设立为国家公园的非凡美景中捕鱼打猎。

图7：美国北部平原上的苏族(Sioux)印第安人村庄(s)

但在19世纪，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手段，印第安人被赶出了这些区域。像黄石和优胜美地这样的第一批国家公园，在19世纪末被当成“荒野”而建立，尽管很久以来这里就是印第安人原住民的家园。今天，在很多国家公园里，印第安地名随处可见，但却已不再有任何印第安人在那里居住。

在优胜美地，年加利福尼亚州在此建立了州立公园，年成为国家公园，直到20世纪这里都还保留着一个印第安人村庄。在此居住的印第安人当时已成为公园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特许区域内工作、向游客出售手工艺品、与人类学家一起工作。对于早期的游客来说，这些印第安人是个有趣的吸引游客的点。当公园还在州的控制之下时，他们过得还不错。当变成国家公园后，先是由美国军方控制，之后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年成立）接手，他们的情况就变糟了。公园管理者开始将印第安人视为荒野的一种“非自然”的存在，禁止他们在公园里继续传统的狩猎。公园设立了特殊的印第安“户外集会日”（fielddays），在此期间，印第安人成为娱乐游客的对象。渐渐地，公园管理局开始将印第安人完全驱逐出公园，取代其原有活生生社区的，是对“原始”印第安人部落的人类学展示，并将其称为公园的第一批“访客”。到20世纪中叶，印第安人基本上已被赶出了公园，而公园却骄傲地继承了他们的遗产，沿袭了公园中主要山峰、河流和草地的印第安人名称。

图8：上世纪20年代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印第安户外集会日和海报

年在怀俄明州创建的黄石国家公园则是另外一个故事。建立这个公园虽然有部分原因是铁路公司想把游客带到这里来观赏壮美的风景，但同时建公园的时候也恰恰是美国对北部大平原上的印第安部落发动军事战争的关键时期，当时美国政府努力想让印第安人停止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并将他们限制在印第安人保留地内。甚至在该地区成为国家公园的年，军方仍在公园内驱逐印第安人部落。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印第安人也已被驱赶出公园，无法再进入他们使用了数千年的狩猎场。原住民曾是这片自然景观的守护者，拥有关于野生动植物的宝贵知识，熟悉这个区域的自然圣境和历史遗迹，但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存在与“荒野”的理念不相容，他们被赶走以“保护”自然。

图9：黄石国家公园里的肖肖尼(Shoshone)印第安人(s)

在许多国家公园以及为游客服务的特许经营区——酒店、火车站和餐馆，印第安人文化主要以旅游商品的形式——酒店的舞蹈、礼品店艺术或特定的“户外集会日”而得以保存。总体来讲，我认为这种发展是负面的。毫无疑问，在印第安主题的公园里新兴的旅游经济为传统手工艺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有助于许多印第安小型社区的经济。今天在美国有一个活跃的印第安人手工艺品市场，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年度印第安人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20世纪初的旅游市场直接推动了一些印第安人手工艺被保存下来。

图10：美国大陆上的印第安人保留地

当前的挑战

在当代美国，联邦政府对印第安部落的旧的家长制关系正在改变，国家公园管理局正面临挑战，要与长期被排除在公园管理决策之外的印第安原住民发展一种新的工作关系。今天，在美国有个被联邦政府认可的印第安部落（其中个在阿拉斯加，其余的散布在其他33个州）。现在认定的印第安人或有印第安人血统的人数大约有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2%。

图11：美国印第安人运动的图片历史展

（题目为：我不再是你的印第安人）

这些印第安部落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是很特殊的。从19世纪早期起，联邦法院就将他们定义为“国内独立国”（domesticindependentnations）。这意味着他们拥有许多独立国家的权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公民身份需要进行独立裁决，基于政府与政府间的关系与联邦政府进行谈判，以及协商外交条约。在按这些条约确定的印第安人保留区内，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法律体系和部落政权。他们因此拥有一些“国家”的特权，但法院称他们为“国内不独立”的国家。这实际上意味着，今天他们仍然必须遵守联邦法律，但在自己的领土内没有义务遵守州的法律。尽管他们在法律上拥有其他美国少数族裔没有的权利与特权，但联邦政府也对其土地和自然资源实行某种控制。

国家公园现在如何与原住民合作的这一转变，部分源于一场更大范围内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旨在帮助公园能跟上不断变化的美国文化生活。例如，许多与美国内战相关的战场遗址和国家公园，在过往的解说里只说军事历史，但现在也开始说，内战产生于反对奴隶制的战斗。一度在这些公园内被完全回避的奴隶制，现在也在杂乱繁复的史实中逐步显露出来。一些公园正在被改名以承认人们对历史的观念转变。例如卡斯特国家战场（CusterNationalBattlefield）是以19世纪70年代在印第安人战争中牺牲的美国军事将领命名的，现在则以流经该地的河流命名，更名为小大角羊战场国家遗址（LittleBigHornNationalMonument）。这一更名能让公园管理局更好地探索和揭示在那里战斗的印第安人的动机，他们中有些人反对卡斯特，有些人则与他并肩战斗。

图12：奴隶制：美国内战的起因和催化剂

几十年来，惟一一个让印第安部落真正与联邦政府共享管理职责的国家公园是谢伊峡谷（CanyondeChelly），它位于亚利桑那州纳瓦霍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中心地带。自年开始，部落成员便开始协助管理那座公园。现在这种共同承担管理责任的模式正在扩展。

图13：年建的国家野牛牧场（NationalBiasonRange）是美国历史最久的野生动物保护区（WildlifeRefuge）之一，位于蒙大拿州Flathead印第安人保留区内，自年以来一直由当地印第安部落与美国鱼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共同管理。

目前，国家公园与印第安部落之间关系的转变源于几点。首先，在美国的政治环境中，印第安人的权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其次是对于被他们取代和驱逐的原住民，应负有什么样的道德责任，美国人的观念也在改变。第三，认为印第安人的本土知识有助于更好地进行生态管理。最后，法律上的变化为原住民社区确立了新的权利，并为公有土地的管理制定了不同的标准。

由于美国的印第安部落与联邦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我在此谈论的许多新的举措都源于部落政府与联邦政府的多次政府与政府间的谈判，而不是美国政府与印第安原住民个体之间的谈判。虽然美国有很多包括非洲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在内的人数较多的少数族裔，但只有印第安人拥有美国政府承认的部落政府，以及不同于其他美国公民的法律权利。

关于公有土地，特别是国家公园和历史遗迹，一系列法律为联邦政府与部落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关键的法案包括：年通过的《古物法》。主要是为了保护考古遗址和防止掠夺而通过的。它规定“保护联邦土地上的历史、史前和科学特征，并对未经授权销毁或侵占古物进行处罚。”。

年设立国家公园管理局，“以保存风景、自然和历史物件以及野生生物，使他们不受损害而继续被后代享用。”该法案将以前由军方管理的国家公园置于民事机构的管辖之下。

年通过的《国家历史保护法》，以提供保护历史遗址的机制。该法案于年修订，以强调印第安原住民的利益并为其圣境提供特别保护，以免受到公有土地上采伐或采矿的威胁。

年通过的《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联邦政府部门“保护国家遗产的重要历史、文化和国家有关的内容”，并“采用系统的、跨学科的方法，确保在对人类环境可能有影响的规划和决策中综合使用自然和社会科学”。

年通过的《美国印第安人宗教信仰自由法》宣布：“美国的政策是保护印第安人的固有信仰自由、表达和行使传统宗教的自由权。”该法案明确规定原住民可以进入现在可能在国有土地上的宗教场所。

年一个有关印第安圣地的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允许印第安宗教人士进入圣地，并举行仪式，并避免对这些圣地的物质完整性造成不利影响”。这项法案赋予印第安人进入国家公园和其他联邦土地的特殊权利。

图14：上世纪90年代印第安原住民争取权利的抗议运动

另外还有三项法案对美国国家公园与原住民之间关系的转变尤为重要。

年的《美洲原住民墓葬保护和遣返法》要求所有由联邦资助的机构将所有人类遗骸、坟墓材料和具有宗教重要性的物品（无论何时收集的）归还给合适的部落。虽然这项立法最初造成了相互猜忌，但它成功地促进了部落与博物馆和大学等机构之间重新建构起积极正向的关系。现在他们能在相互尊重的氛围中共同工作。尽管该法案只涉及特定种类的财产和文物，但它为许多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年的《印第安自决和教育援助法》允许印第安部落申请获得政府补助金，让他们接管执行联邦计划，如目前由联邦机构代表他们管理的医疗保健。该法案旨在给予部落更大的自由，让他们可以用联邦基金管理自己的项目。

年的《部落自治法》允许印第安部落向联邦政府申请管理“对部落具有特殊地理、历史或文化意义”的项目。这项法案允许部落要求管理公园和其他与社区有历史联系的公共场所。

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出于道德和尊重以及法律的要求，公园和其他公有土地的管理者正在尝试大量新的举措。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现在承认，公园的资源与原住民的当代实践之间能存在特殊的关系，当公园管理决策可能会影响这些关系时，需要咨询原住民，包括维护部落进入宗教和文化敏感地区的权利。

图15：大波蒂奇国家遗址（GrandPortageNationalMonument）四分之一的雇员来自明尼苏达州的齐佩瓦族（Chippewa）印第安部落

在包括国有林地在内的一些地区，联邦政府不得不承认，印第安部落可以在条约保障下，拥有特定使用土地的权利。联邦政府改变了管理政策以承认条约权利。在其他一些地区，联邦政府机构正在寻求与部落签订正式的共管协议。例如，联邦政府可能会提供执法保障，部落则提供消防、维护和访客服务。

图16：荒原国家公园内的国家公园管理局与苏族印第安部落的共管单元，曾试图将之变成美国第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的国家公园但失败了。

另一种非同寻常的合作是与印第安部落一起收集传统的生态学知识——“通过适应过程演化而来，并通过文化传播世代传承下来的，关于人与其他生物及其环境关系的知识、实践和信仰。”以更好的在全国范围管理国家公园的资源。这种合作有望做出如下贡献：1）收集欧洲人到来前的基线数据；2）提供替代的观点和管理体系；3）提供关于过去和目前资源使用情况（如使用特定植物）的信息；4）帮助优化研究问题。这些合作面临无数的困难。例如，国家公园管理局可能不确定与谁交谈、尤其是那些很早以前就被迫离开家园的部落。为了让公园管理部门和部落克服文化差异和长久以来的信任缺乏，机构管理实践必须要转变。简要来说，这在美国是一个新的、富有挑战的过程，但我预测情况将会变得更好，因为原住民的环境组织越来越积极、越来越有组织，且一方也会学会信任另外一方。

联邦和原住民在土地管理上的合作，即便存在很多法律和文化上的障碍，但我对它的未来依然充满希望。我知道美国的例子对中国的同行们来说借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美国的许多公园和野生动物保护区都是很久以前创建立的，它们反映了旧的文化价值观，而且已经根深蒂固的东西也很难改变。但在中国，有很多公园都是新近建立的，而且还有很多新的公园将会被创建，你们有机会从最一开始就将这些棘手的关系处理好。

翻译：李炜玮，贵州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校对：刘娟娟，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

主编：张颖溢，质兰基金会

作者介绍：玛莎·桑德维斯(MarthaA.Sandweiss)，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哈佛大学美国历史和文学学士，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美国西部历史、种族与奴隶制，公共历史等，著有《陌路相逢：“镀金时代”跨种族的欺骗与爱情》《图画传说：摄影与美国西部》等。

本文改编自年3月25日玛莎·桑德维斯在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研究院做的一次题为《国家公园/印第安人国家：美国的公共土地和原住民NationalParks/NativeNations:PublicLandsandIndigenousPeoplesintheUnitedStates》演讲，改编时作者保留了口头陈述的风格，并提供了图文。本文章由贵州师范大学海外引智与学科创新项目（简称“项目”，项目编号D），任晓冬教授授权转发。

参考文献：NaLiandMarthaA.Sandweiss,“TeachingPublicHistoryinChina:ACross-CulturalExperiment,”ThePublicHistorian,Vol.38,No.3(August,),p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