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内隐的自我与身份

在有关自我和身份的研究时，一直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作为认知者的自我和作为被认识者的自我之间的界限似乎比较模糊。被仔细审查的对象——自我——也是进行审查的能动主体，认知者与被认知者的这种违背常规的合并造成了一种认识论上的不安，哲学家们对此感到担忧。

事实上，人们关于自己的知识有一些是内隐的，是以一种不能被意识访问的形式而存在。这种间接的获取方式显示出了与内省不相干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情感的模式，也就是说，内隐的自我与外显的自我不一致。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哪个是真的，根据什么标准？各自预测了什么？两者的发展轨迹是什么？它们有可塑性吗？这就涉及到了有关自我的无意识的思考和感觉的状态——这些状态的特点是缺乏意识上的觉知、控制、意图和自我反思。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为一些传统领域的研究创造了新的范式，但很少涉及“自我和身份”的话题。事实上，对“自我和身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涉及到反思性意识的体验，这是一个普遍的假设，即个体反思自己的经验，自我有意识地评价意识的内容，并对事物的原因和意义进行反思。此外，“自我”常常被视为在意义的确定、选择的实施、目标的追求和行动的发起中有意识地发挥积极作用。当研究内隐的“自我和身份”时，这些假设就受到了质疑。

内隐的自我和身份主要发生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也就是说，人们的“自我和身份”常常无意识地受到社会语境的影响，对自我的想法和感觉是由一个更大的群体成员身份所塑造的，这种思想和感情超越了自我。

本文对“自我和身份”的内隐社会认知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聚焦于以下两种情况下出现的“自我方面”：（1）在社会群体成员的语境下；（2）通过不在意识控制或在觉知中的思想和感觉来测量。

本文将自我研究与社会群体联系起来的研究范式入手，对所属群体的基本偏好和与自我相关的其他属性进行具体分析。然后从自我评价、绩效与行为、目标追求等方面对内隐的自我与身份过程进行分析，包括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内隐的自我和身份建构的自上而下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揭示了自我的可塑性，因为它是由社会群体和文化的需求塑造的。

本文中“内隐”一词是指发生在意识知觉之外的过程。例如，一个人对自己的评价可能会受到群体成员的影响，即使他没有意识到这种影响。一个强烈认同自己性别的女大学生，在有意识地认同高等教育的同时，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将传统的对父母身份的性别角色期望融入到自我概念中。有多种方式可以让人没有意识到影响思想、感情和行为的根源。例如，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影响源的存在，而在其它情况下，一个人可能有意识地、准确地知觉到影响源，而没有意识到其在自我评价中的因果作用。

本文中“内隐”一词也适用于无法有意识控制的过程。例如，一个人可能完全意识到将一个特定的刺激与一个反应联系起来的偶然性，但却无法改变或逆转思想、感觉或行动的方向。女性可能会故意不同意男性作为女性侠义救星的浪漫幻想，同时也无法控制自己对与传统性别角色期望一致的幻想的自动认可。尽管实证调查研究集中在无意识社会认知的这些方面中的一个或另一个方面，以及那些逃避意图和自我反省的方面，本文在这里使用术语“内隐”来同时包含“无意识觉知发生的过程”和那些“无法有意识控制发生的过程”。

1.自我和所属群体的内隐关联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自我概念作为一种信息结构被描述成一种具有经验性可处理的认知和情感特征，从而得到了有益的研究。从这样一个理论的角度来看，自我概念和其它心理表征（如记忆）一样，可以被视为潜在地在自动模式下运作，自我的某些方面可以隐藏在内省的意识之外。

对自我和身份的研究，美国社会认知传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和人际方面，而另一个具有欧洲根源的传统则强调自我和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从而导致了群体间的重要性。后者最清晰、最包容的表达方式，被称为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theory），该理论认为，在特定条件下，群体成员认为自己是群体的典型一员，而不是独特的个体。在这种模式下，他们强调自己和其他群体内成员之间的相似性，并将群体内成员的典型特征应用于自我（自我刻板化self-stereotyping）。换言之，自我和所属群体的表征变得密不可分。对这一假设的检验主要涉及自我报告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人们无意之中将自己所属群体视为了自我的一个部分。

内隐关联测验是一种用来评估概念（如自我、群体）和属性（如评价好与坏、特定特征）之间内隐关联强度的技术，也被用来研究内隐自我和身份。这项技术的基本假设是，一个概念和一个属性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例如，所属群体和好的，非所属群体和坏的），代表概念和属性的信息就应该配对得越快。

心理学家德沃斯和巴纳吉（年）利用这一方法进行了实验，以了解美国公民内隐民族身份的力度。参与者被要求尽快对电脑屏幕上显示的刺激进行分类。一些刺激物是美国有关或其它国家有关的图片（如旗帜、硬币、地图、纪念碑），而其它刺激物则是经常用来表示内部（如我们，我们自己）或外部（如他们、其他人）的代词。参与者完成此任务两次。在一个例子中，美国符号与代表所属群体的词（例如，我们自己）配对，而外国符号与代表外群体的词（例如，他们，其他人）组合。在另一种情况下，美国符号与外群体词组合，而外国符号与所属群体词组合。结果表明，当美语符号和所属群体词共享相同的应答键时，被试的分类速度更快。换言之，将美国符号与诸如我们或我们自己这样的词语联系起来比与他们或其他人这样的词语联系起来要容易得多。在这里，美国的象征可能被视为自动唤起归属感，并意味着，至少在无法有意识地控制他们的反应时，这一样本的美国人认同他们的国家群体。

此外，这种“自我+群体”的关联可以被评估为多重文化身份。使用同样的方法，德沃斯（年）获得了“自我+文化”的联想模式，表明了一种隐含的双文化身份：墨西哥裔美国和亚裔美国大学生强烈认同美国文化及其起源文化（墨西哥或亚洲文化）。当两种文化相互对立时，被调查者发现很难将“我”这个词与两种文化相关的刺激词配对。

通过类似的方法，其它的实证研究已经证明了自我与性别范畴的属性、角色或领域之间的内在联系。例如，自我与男性的“数学”概念和女性的“艺术”概念之间的自动关联被反复获得。有趣的是，当女性在实验任务中接受数学训练（而不是回避）时，她们对数学的认同感（最初表现出对这个领域的弱认同感）会增加。这些自我和群体刻板印象之间的内隐联系也延伸到了对所属群体的负面刻板印象。例如，使用一个连续的阈下启动任务，研究人员已经表明，女性和欧美人内隐地将自我与所属群体的刻板特征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所属群体之外的刻板特征联系在一起，并且两个组都内隐地将自我刻板特征与所属群体消极特征联系在一起（例如，对女性的依赖和喜怒无常；对欧洲裔美国人的势利和物欲）与她们在积极的群体特征上所做的一样（例如，对女性的关心和同情；对欧洲裔美国人的教育和成功）。

此外，心理学家莱恩和米切尔（年）已经表明，与一个新的所属群体的内隐识别可能发生得很快，并且不需要与该群体进行广泛接触。正如预测的那样，耶鲁学生对耶鲁大学（而不是哈佛）表现出更强的内隐认同感，但在那些在校园呆了几天的学生和那些在校园呆了一年或更长时间的学生中，内隐认同感同样强。这些发现表明，群体成员会自动将群体与自我联系起来，自动认可他们群体的刻板印象，认为这些刻板印象是可以用来描述自我的。

最近的神经影像学发现进一步支持了“自我-其它关联”的深远影响。例如，米切尔（年）指出，当个体被要求对自己认同的政治观点、对不同的群体成员的观点、对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观点做出推断时，内侧前额叶皮层（MPFC）的不同区域被激活。更准确地说，当可以假设自我-他人重叠时，关于目标观点的推论涉及到与自我参照思维相关联的腹侧MPFC区域，而关于不同他人的推论则激活了MPFC的更背侧区域。米切尔的后续研究表明，有意识地尝试采纳他人的观点也会促使个体参与通常为内省而保留的认知过程。

2.对所属群体的偏好

自我与所属群体的联系不仅表现在内隐认知和思维上，而且表现在态度和评价上。社会心理学家泰弗尔（年）强调了这一点，他认为，社会身份是个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来自于人们对自己在一个（或多个）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的了解和情感。

大量研究表明，人们对群内成员的评价要比群外成员的评价好。有关内隐态度的研究文献清楚地表明，当群体与自我相关时，人们会无意识地或自动地触发更多积极的情感反应。研究还表明，大学生对“年轻人”的态度比对“老年人”的态度好。这些内隐偏好并不是孤立地发展的，那些对一个所属群体表现出更高偏好的人也对所有其它所属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偏好。

对所属群体内隐偏好有时是隐含的刻板印象的基础。例如，男性和女性都有类似的内隐性别刻板印象，但当他们对自己的群体表现出良好的反应时，他们表现出的刻板印象会更强烈。男性参与者更有可能在权力等属性上区分男性和女性，而女性参与者更有可能在温暖等特质上区分男性和女性。换言之，每个群体都强调刻板印象是朝着自我有利的方向发展的。

仅仅把个体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就会引起对所属群体的偏爱。有证据表明，一个最小的社会分类足以自动或无意识地激活对自我相关群体的积极态度，以及对与自我不相关群体的消极或中立态度。例如，心理学家珀杜在试验中发现，当被试使用所属群体内代词（例如，主语的我们we或宾语的我们us）而不是所属群体外代词（例如，主语的他们they或宾语的他们them）引导时，他们对愉快的词汇的反应更快，即使他们不知道被试使用了群内代词。因此，使用指代内部或外部群体的词语可能会无意识地延续群体间的偏见。奥滕（年）表明，中性词通过简单地将其作为组标签引入，并将其中一个词与参与者的自我概念联系起来，自动获得情感内涵。换句话说，一旦一个词指定了一个所属群体，它就获得了积极的内涵，而提到一个非所属群体的词则立即传达出消极的价。

即使当群体是虚构的，没有群内-群外的参照（例如，记住一个虚构群体的四个成员的名字），人们也会自发地认同并形成对这些新奇群体的积极看法，这种内隐的分类偏见扩展到了非人类的物体，例如，由汽车品牌。实验表明，在最小的条件下，群内偏向是自动和无意识发生的。

鉴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社会身份过程可以在意识觉知和控制之外运作，人们可能会对内隐身份形成和群内偏见的发展过程感到好奇。虽然内隐身份发展还没有被直接研究过，但可以从内隐态度形成的文献中，了解对内隐身份发展的看法。大多数情况下，内隐社会身份的概念化，是通过长期经验缓慢学习过程的结果，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人们发现并内化其社会世界中的规律，内隐态度和信念逐渐出现。然而，内隐社会身份的慢学习理论未能解释内隐身份的快速形成和稳定特征，如前面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很快发展出与学校相关的内隐身份。

有研究表明，即使是态度受到认知能力制约的幼儿，群体认知也会受到重要成年人及其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发现在迄今为止所研究的不同文化中是一致的，但只适用于社会优势群体或支配群体的成员，这表明内隐社会身份在儿童的早期出现是由于他们能够做出群内和群外的区别以及他们的敏感性，在更大的社会语境下的社会等级制度。

在内隐认同发展方面，幼儿内隐的群内-群外差异可能是自我与不同社会群体间内隐联系的基础。反过来，当埃里克森（年）将其概念化时，这些隐含的联系可能是社会身份的基石之一：身份发展的过程必然涉及有意识（例如，个人认同感）和无意识（例如，努力保持个人性格的连续性）。即使身份被概念化为一个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自我评价和自我反思的过程，幼儿期获得的内隐的“自我+群体”联想也可能影响人们选择探索的身份和他们赋予他们所属的群体的价值。

3.自我偏好扩展到与自我关联的属性

内隐的所属群体偏袒的证据让人回忆起这样的研究：仅仅一个对象的属主或它与自我的关联，就可以成为增强其吸引力的一个充分条件。心理学家努丁（年）发现，当个体被要求从几对字母中选择一个首选字母，这几对字母中有的由他们姓名的中的某个字幕组成，有的没有，结果是他们倾向于可靠地选择构成自己姓名的字母。这一被称为姓名字母效应（NLE）的发现在许多国家得到了复制，而且样本来自截然不同的文化。

为了测试对姓名字母的偏好是否取决于有意识的决定，努丁（年）邀请参与者在所呈现的被配对的字母中寻找有意义的模式。尽管没有时间限制，而且承诺向任何能够正确识别预先安排好的字母样式的人提供货币奖励，但没有一个参与者能够提出解决办法。这一发现支持这样的观点：自然语言现象并非源于有意识地认识到属性和自我之间的联系。此外，姓名字母效应似乎并不是大多数人第一次成功阅读或书写自己的名字时所经历的对社会有价值的技能的积极掌握或最初成功后的强烈积极情绪的剩余部分，或者是由于与非姓名字母相比，姓名字母的主观频率有所提高。目前，对这种效应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对姓名中字母的偏好反映了一种无意识的自我偏好，其普遍性是通过对其它与自我相关的信息（如出生日期比其它数字）的偏好的研究来体现的。

4.对自我与社会群体进行平衡

迄今为止的研究强调了自我和群体成员之间的认知和情感联系，并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个体不一定完全意识到自己这种思维特征，或者意识到但无法控制这样的过程。

人们都有一种努力保持或增加自身自尊的需求，他们常常可以通过良好的群体间比较获得自我价值感。因此，人们可以通过加入一个有价值的群体来增强自尊感，对群体的强烈认同应该与对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同时进行。自尊在群体间比较中所起作用的证据是多种多样的。此外，支持群体身份和内部偏袒之间应该存在正相关的观点并不是压倒性的。心理学家诺尔斯（年）发现，欧洲裔美国人的自我和白人之间的自动关联的强度与亲白人的内隐态度（所属群体偏袒）的强度呈正相关，这解释了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对其种族群体的限制性描述，表现出不愿意将混血人种归类为白人（所属群体过度排他性）。

格林沃尔德根据越来越多的关于自我系统内隐过程的证据，提出了一个统一的社会认知理论，预测了群体认同、自尊和所属群体态度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式。他们的方法从20世纪60年代主导社会心理学的情感-认知一致性理论中获得灵感，而且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社会知识（包括关于自己的知识）可以表示为一种联想式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自我的结构是一个关联的网络：自我与特质、群体、概念或评价联系在一起。该理论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对自我的态度和与自我密切相关的概念（即自我概念或身份的组成部分）往往具有相似的价值。换言之，根据平衡一致性原则，如果某人对自己持积极态度，并认为某一特定概念（如群体、属性或领域）是其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则此人也应对该特定概念持积极态度。

一项关于女性性别身份的研究表明了这一原则。对于女性，人们通常期望自我和“女性”概念（性别身份或“自我+女性”）之间的关联，以及对自我的积极关联（积极自尊或“自我+好”）。基于平衡一致原则，这两个环节还应该伴随着第三个环节：对“女性”概念的积极联想（女性讨人喜欢或“女性+好”）。更确切地说，对“女性”的积极态度的力量应该是自我与积极、自我与女性之间联系力量的联合（或互动）功能。数据支持这一预测：随着性别身份的增加，自尊与女性讨人喜欢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也随之增加。对类似假设的支持是通过使用不同的社会群体和不同的属性簇来测量诸如态度、刻板印象和自尊等结构来获得的。例如，大学女性越认同做母亲，自尊与喜欢做母亲的关系越强，但越认同大学教育，自尊与喜欢大学教育的关系越强。有趣的是，这种平衡（类似的效价）身份的证据主要是在使用自我和群体身份的内隐测量时获得的，并且在意识影响和认知的测量上以较弱的形式出现。

5.关系型和语境化的自我定义

前面讨论的主题是自我和社会群体在态度和信念上的联系，现在，要讨论的是自我评价的转变可以在缺乏有意识的意图的情况下也会发生。例如，与重要他人的关系的无意识激活对自我评价会产生影响。鲍德温（年）提出，关系的内化涉及关系图式的发展，这些认知结构代表了人际交往模式的规律性。通常，自我感可以从这些良好习得的人际评价的脚本中获得。换句话说，激活的关系模式形成自我评价的反应，即使这些模式被引导到低于意识水平。

事实上，在潜意识中暴露于批评和接受的重要他人的名字会导致参与者报告更多的消极和积极的自我评价。同样地，研究生们在被下意识地暴露在他们的系主任的不赞成的面孔而不是另一个人的赞同的面孔后，对他们自己的研究想法的评价也不那么好。这些效应只有当启动是有意义的他人时才会发生。例如，天主教的参与者在接触到教皇不赞成的面孔后，对自己的评价更为消极，但在接触到一个陌生的人不赞成的面孔后，就没有这样的自我评价了。此外，如果教皇没有充当权威人物，自我评价也不会受到启动操纵的影响。

不起眼地使得某个社会身份突显或改变社会语境的参数也会影响社会自我。例如，海恩斯和克莱（年）表明，妇女对社会权力的认同是其所处环境或社会角色的一种功能。更准确地说，被分配到高权力组的女性比被分配到低权力组的女性表现出更强的“内隐自我+权力”的关联。同样，被赋予高权力角色的女性比被赋予低权力角色的女性表现出更男性化的内隐自我定义。

在一项关于男性的性别自我概念的研究中，麦考尔和达斯古塔（年）还发现，在社会交往中巧妙地操纵地位会改变自动的自我信念，但这种动态性男性与女性的区别很大：被分配到低地位角色的男性会无意识地抵制被置于高地位的男性展现的领导范的自我信念的角色。研究显示，启动“平等”这样的心理建构降低了内隐的所属群体偏好，而启动“忠诚”这样的心理建构则增强了这种偏爱。

此外，在双语拉丁美洲大学生中发现了对内隐自我定义的语境效应：以英语完成内隐联想测验的参与者对家庭的认同感强于对学校的认同感。但是对于那些用西班牙语完成了内隐联想测验的人来说，这两种结构的识别没有区别。再者，两种语言条件（英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差异表明，内隐身份是由社会语境的参数决定的。一个人对于所在社会群体的内化的期望可能会塑造自我定义，即使它们被不起眼地激活或评估。

对内隐自尊的研究也表明，语境的变量会对无意识或自动的偏好产生影响。例如，德哈特和佩勒姆（年）在一项为期三周的日记研究中证明，要么是缺乏明确的自尊，要么是缺乏明确的自我概念的人更可能在报告更多负面生活事件的那一天报告较低的内隐自尊。高外显自尊或高自我概念清晰度的人没有表现出内隐自尊的这些波动。另一个例子是，前面描述的姓名字母效应（NLE）并不是在参与者收到所谓智商测试的失败反馈后发生的，而是在参与者有机会确认个人重要价值时重新出现。因此，在所谓的智力测试中的失败似乎增加了失败相关认知的可获取性，并至少暂时降低了参与者的内隐自尊。肯定自我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抵消反馈的负面影响。评价性条件反射任务可以改变内隐自尊，但不能改变外显自尊；而定向、有意识的自我思考可以改变外显自尊，但不能改变内隐自尊。

总之，这些研究符合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内隐联想不是固定的或僵硬的，而是相对可塑的。这些工作也说明了自我相关过程的动态性质。现代生活的一个事实是，人们属于一系列的社会群体，既有选择的，也有给予的。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异质，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和对比的机会将增加。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不同的身份可能会出现或从意识中消失。当考虑无意识的社会影响对自我评价的影响时，似乎缺乏系统性和不可预测的影响可能是相当有道理的。

6.表现和行为

如果思想和情感被社会群体成员的激活所改变，那么行为也应该受到影响。然而，由于认知和情感是心理学中比行为更容易理解的组成部分，对后者的研究较少被报道。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且行为是行为科学中的“金本位”，所以研究社会群体对自我相关行为的影响受到了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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