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荐最有价值的小说走出非洲,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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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卷一卡芒提和露露

我不太了解苏格兰教会。那里有极好的视野，能看到周边所有的基库尤村庄，但即便如此，教区还是给我一种“盲”的印象，好像它本身对什么都熟视无睹。苏格兰长老会努力让土著穿上欧式服装，我觉得这怎么说都对土著没什么好处。但他们医院，我在非洲期间，亚瑟医生—一位仁慈而聪明的主治医生，是医院的负责人。他们救了农场上很多人的命。

他们把卡芒提留在苏格兰教区整整三个月，其间我见过他一次。我骑马去基库尤火车站时会路过教区，医院的空地。我瞥见卡芒提在那里，他一个人，离康复期的其他病人有一段距离。这时候他已经好多了，能跑了。他一看见我就跑到栅栏旁，跟着我一直跑到路的尽头。他继续在栅栏的另一侧小跑，像是你骑马经过牧场时吸引的一匹小马驹，他一直盯着我的马，但一言不发。医院广场的死角后，他不得不停下来，我继续骑行，回头看到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头仰得老高，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完全就是一头小马驹的神情。我向他挥了几次手，一开始他完全没反应，然后突然间像个泵枪一样高高地举直了手臂，但他就举了那么一次。

卡芒提在复活节的星期天早晨回到我家，医院的信，信上宣称他好多了，他们觉得他已经完全康复。他肯定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因为在我读信的时候，他一直专注地盯着我的脸，却不肯参与讨论，他脑子里打着更大的算盘。卡芒提一向有种镇定自若，或者说矜持的骄傲，但这一次，他竟因为强忍住的欢喜而神采奕奕。

所有土著都强烈地热爱戏剧效果。为了给我一个惊喜，卡芒提把他的腿缠上了旧绷带，一直缠到膝盖。他显然看出了这一刻意义重大，不是因为自己运气不错能够康复，而是想无私地把这快乐传达给我。他很可能仍记得我因为治疗的屡屡失败而心烦意乱，医院治疗的效果惊人。随着他慢慢地把从大腿到脚后跟的绷带拆除，下面露出了完整光滑的双腿，只有一点灰色疤痕依稀可见。

极其平静地见证了我的惊喜后，卡芒提宣布了一条更震撼的消息—他现在是个基督教徒了。“我和你一样。”他说。他补充说觉得我应该给他一卢比，因为耶稣在那天复活。

他跑回自己的家探望。他的妈妈是个寡妇，住得离农场有点远。我后来从她那里听说，卡芒提那天破天荒地向妈妈敞开了心扉，说到对那些陌生人的印象，医院里是如何接受治疗的。但他去过妈妈的草棚后就回我这里来了，好像理所应当地觉得，自己就属于这里。此后他开始服侍我，直到我离开这个国家—大概十二年。

我第一次遇到卡芒提的时候，他好像只有六岁。但他有个兄弟看起来有八岁，并且两兄弟一致认为，卡芒提年龄大些，所以我猜他肯定是被长期的病痛影响了发育，他那时很可能有九岁了。现在他长大了，看上去却还是像个侏儒，或者说像个残疾人，尽管你没法确凿地说出他到底哪里不对劲。他棱角分明的脸庞渐渐变得圆润，走路和行动也都更加自如，我倒不觉得他难看，但很可能我是带着造物主的眼光看他的。他的腿一直像木棍一样细，外形也一直很怪异，又滑稽，又像是魔鬼；只要稍微改动一点，他就可以坐在巴黎圣母院钟楼上俯瞰众生。他身上有种鲜明的特质和活力，要是放在一幅画里，可以成为最强烈的色块，因此他让我家变得别致。他的脑子总是不太对劲，至少如果有个白人像他这样，你会说他极度古怪。

他是一个思考型的人。也许因为遭受过那么多年的苦难，他养成了回顾事物的习惯，而且对什么见闻都有自己的见解。他一辈子都特立独行，茕茕孑立。即使和其他人同做一件事，他也有不同的做法。

我为农场的孩子开办了一所夜校，找来本地老师教书。我的老师们都是从教会里找来的，而且我一度同时请了三个教会的老师—罗马天主教、英国国教和苏格兰长老会。这个国家的土著教育严格遵循宗教教义，据我所知，除了《圣经》和赞美诗歌本，没有其他书籍被译成斯瓦西里语。我在非洲期间，曾计划为土著们翻译《伊索寓言》，但一直没时间实行。不管怎么说，学校是我在农场上最心仪的地方，是我们精神生活的中心。我在那座铁皮老仓库里度过了快乐的夜晚时光。

卡芒提会跟我一起去，但他不会和小孩们一样坐在学校的长凳上，而是和他们保持距离，好像有意识地对那些愿意入学的小孩子们的学习和他们无知的欢欣充耳不闻。但在私密的厨房，我见过他凭着记忆，一笔一画地、荒谬地临摹那些从学校黑板上看来的字母和数字。我认为，即使他愿意，他也无法和其他人友好相处。在他生命的早期，有些东西被扭曲封存起来了，现在可以这么说，他的不合群再正常不过了。他用真正侏儒特有的、傲慢自大的灵魂来认知自己的孤立，当发现自己与全世界格格不入时，他认为扭曲的是世界。

卡芒提花钱很精明，他开销极少，而且和其他基库尤人做过好几笔划算的山羊生意。他年纪轻轻就结婚了，结婚在基库尤人的世界里可是一件花钱的大事。同时，我听过他清晰地而独创性地从哲学上推论出金钱的无用。他与生命整体关系独特，他可以掌控生命，却对它不予好评。

他从不懂得赞美。他能认可也赞赏动物的智慧，但我认识他那么久，只听过他赞许过一个人有头脑：这是个年轻的索马里女人，几年后才来到农场住下。他的笑声带着一丝嘲弄，任何时候他都这么笑，但主要还是嘲笑其他人的自信满满或豪言壮语。所有土著的血脉中都流着一种恶意—尖酸地取笑出错的事情，这对欧洲人来说很伤人，而且让人厌恶。而卡芒提将这种特质发挥得登峰造极，甚至连自己都不放过，无论是别人还是自己的失望或灾难，他都能从中发现笑点。

我在基库尤老妇那里也遭遇过同样的心态。她们在火里煨烤过无数次，与命运女神血水交融，无论何时与她直面，都能像对待自己的老姐妹一般，感同身受地坦然接受她的讽刺。过去在农场，我会在周日早晨让仆人给老妇人们分发鼻烟粉“汤贝可”—土著们这样叫，我自己则赖在床上。因此，星期天会有一堆古怪的客人围着我家，气氛就像个养鸡场，挤满了又老又皱、瘦巴巴的秃毛鸡。她们咯咯咯的笑声压得很低—土著很少大声讲话—钻进我卧室敞开的窗户。一个特别的周日早晨，斯文而生动的基库尤交谈细流突然升了个调子，激起了欢乐的涟漪和瀑布。我把法拉叫来，问他那里正发生着什么特别好笑的事情。法拉本不想告诉我，原因是他忘记买鼻烟粉了，所以老妇人们今天山长水远地走过来却一无所获—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布里”。这件事后来成了基库尤老妇们娱乐的段子。有时我在玉米田里的路上遇见她们当中的谁，她就会在我面前站定，接着用弯曲而骨感的手指戳戳我，老巴巴的黑脸庞融化成一片笑声，然后所有皱纹都被一条隐秘的细绳一扯，通通挤成了一团。她会提醒我那个周日，她和姐妹们为了鼻烟粉，走啊走，走到我家，却发现我忘记买了，连鼻烟粉的影儿都见不着—哈哈，穆萨布！

白人常说，基库尤人不知感激。不管他们怎么说，卡芒提从不忘恩负义，他甚至会表达他的责任感。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好几年后，他多次热心地帮我，甚至为我做我没开口的事情。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说，如果不是我，他早就死了。他也用其他方式来表达感激，用某种特别仁慈、助人为乐的态度来对待我，或许更准确的词是容忍。可能他一直记得和我有同样的宗教信仰。我想，在他看来，这个满是傻瓜的世界里，我比其他人更傻。从他开始服侍我、将我俩命运相连的那天开始，我就察觉到他落在我身上警惕而洞察的目光，我的整个生活方式都受到他明确而不偏不倚的批判。我相信，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我怪得无可救药，愿意揽下给他治病这个大包袱。但他一直对我有极大的兴趣和同情心，也尽己所能引领我穿越巨大的无知。有好几次，我发现他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殚精竭虑，并且做好了准备要阐述教诲，以便让我更容易理解。

卡芒提在我家先是遛狗，后来变成了我的医务助理。从那时起，我发现了他的一双手有多么灵巧，尽管从外形上来看无法想象。于是我把他派进厨房，跟着我的老厨子艾萨打下手，做厨房学徒。艾萨后来被杀了，死后卡芒提接替了他，和我一起的日子里，卡芒提一直是我的厨子。

土著通常对动物没有感情，但卡芒提不是，就像在其他方面他也与众不同一样。他是个很有威信的遛狗员，而且把自己和狗视同一体，会跑来跟我说狗想要什么、缺什么或它们在想什么。他照顾的狗身上没有跳蚤—一种非洲的害虫，好多次在深夜里，他和我被狗的怒嚎叫醒，一起就着防风灯的光线给狗一个个地挑走跳蚤。凶残的大蚂蚁—“西亚福”—会过来，一路上把所有跳蚤吃光光。

医院时一定也曾留心偷师，就像他一直以来那样，不带一点敬畏，也不着迷，因为他曾给一位足智多谋又异想天开的医生当过助理。他离开医务助理这个职位后，有时还会从厨房里钻出来，参与某个病症的处理，给我非常合理的建议。

但他做厨师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无法被归类。这是他的天性，直接跳过了才干或禀赋这些基础词语，厨房里的他神秘而令人费解，就像以往你和天才们打交道时的情形一样。在厨房，在这个烹饪的世界里，卡芒提就是个天才，甚至逃不过天才的命定悲剧—个人对自身力量的无能为力。如果卡芒提生在欧洲，能投身一位良师门下，他很可能会成名，会成为史上风头无二的丑角。但在非洲，他也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像大师一样对待自己的作品。

我本身就很爱厨艺，第一次回欧洲的时候，我师从一位著名餐厅的法国大厨，因为我觉得，要是能在非洲做出美食会很有趣。出于我对这项艺术的热爱，大厨白赫谢先生那时曾邀请我加入他的餐饮行业。现在我有卡芒提在身边，就像有个一同下厨的小精灵，这种热爱再次攫住了我。我们在一起工作会很有前景。我想，野蛮人对我们的烹调艺术竟有天然的直觉，真是不可思议。如果有人因为颅相学家给他展示了“神学雄辩之术”在人脑中的位置，而重新找到对神的信仰，那么我觉得我就像他一样：如果“神学雄辩之术”的存在可以被证实，那么神学本身的存在就被证实了，最后，也就证实了神的存在。

在厨艺的各个方面，卡芒提的动手能力最为惊人。厨房里高明的花哨技巧在他黝黑弯曲的一双手里都是小儿科，这双手天生就知道关于煎蛋卷、千层塔、调味汁和蛋黄酱的秘密。他有种让一切变得轻盈的特殊天赋，就像传说中的幼年基督用黏土捏出鸟来，就能让它们飞。他鄙视一切复杂工具，好像无法容忍它们的过分自主，我给他打蛋器，他把它放到生锈，直接用我修草的除草刀打散蛋清，打出的蛋白像轻盈的云朵一样高高叠起。作为厨师，他有洞察力和极富灵感的眼光，可以从整个养鸡场里挑出最肥的一只，他用手煞有介事地掂掂鸡蛋，就知道它是什么时候下的。他仔细斟酌来改善我的伙食，而且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沟通办法，从他一个远方为医生工作的朋友那里给我搞来一种极好的生菜种子，我自己苦找了好多年都徒劳无获。

他对食谱有高超的记忆力。他不会阅读，也不懂英语，因此烹饪书对他没用，但他根据某种自创的系统分类法—我永远搞不清是什么，把我教他的一切都储存在了他并不好看的脑瓜里。他用当天发生的事件来为菜式命名，所以他有“闪电劈到树”酱汁和“灰马死掉”酱汁的说法，但他从不会混淆任何两样东西。只有一件事，我没法成功让他牢记，那就是一餐中的上菜次序。有客人来赴宴的时候，我就必须给他画好一幅图画菜单：先是一个汤盘，然后是一条鱼，接着是一只鹧鸪，或一颗洋蓟。我不大相信这个缺陷是因为他记忆力有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他打心眼里认定万事万物都有个尺度，这种完全不重要的事情不值得他浪费时间。

跟小魔怪一起工作很让人激动。名义上，厨房属于我，但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我觉得不单是厨房，甚至我们身处的整个世界，都移交到了卡芒提手里。因为他透彻地理解我对他寄予的期望，所以有时他在我话还没讲明之前，就帮我把愿望完成了。我没法解释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或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有人竟可以如此擅长一件事，却对它的真实含义一无所知，甚至除了轻蔑以外没有一丝感觉，这实在太奇怪了。

卡芒提不知道我们的菜肴到底是什么滋味，他虽然改变了信仰，也和文明建立了联系，但他打心底还是个正统的基库尤人，植根于部落传统和对传统的信念中，把这些看作生而为人唯一值得的生活方式。确实，他有时也会尝尝自己做的食物，但马上一副怀疑的嘴脸，像个从自己的大坩埚里啜了一小口的巫婆。他坚持吃祖祖辈辈一直在吃的玉米棒子。即使智慧如他，有时也会出错，他会给我送上基库尤的美味—一个烤红薯或是一块肥羊肉，就像个跟着人类生活很久、训练有素的狗会在你面前的地板上放上一块骨头作为礼物一样。我觉得，他一直以来都默默地把我们费尽心思吃饭这件事看作精神失常。我有时试着从他那里套话，想知道他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尽管他在很多话题上都直言不讳，但在另一些话题上却缄口不言，于是我们只能一声不吭地并肩在厨房里工作，不再提烹饪的意义。

我把卡芒提派到穆塔伊加俱乐部去学艺，要是我在内罗毕哪个朋友家里吃到新奇佳肴，也会让他去向厨子请教。当他以学徒身份毕业时，我家在殖民地已经以美食闻名了。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快乐。我渴望有观众欣赏我的艺术，也乐意让朋友们来和我一起用餐，但卡芒提根本不关心任何人的赞美，只是仍然牢记每个常客的口味。“我要用白葡萄酒为伯克利·科尔老爷煎鱼，”他很严肃地说，好像在谈论一个神经病，“他亲自给你送来白葡萄酒，就是给你煎鱼用的。”为了了解权威的想法，我邀请内罗毕的一位老朋友—查尔斯·巴培特先生—来赴宴。巴培特先生是老一辈了不起的旅行家，比《八十天环游地球》的斐利亚·福克还要早一代。巴培特先生走遍了世界，尝尽各地最好的美味，只要还能尽享当下，他根本不在乎什么未来。五十年前的运动和登山书里写有他当运动员时的壮举，还有他在瑞士和墨西哥登山的故事。另外有本书关于著名赌注，叫作《易来易去》，从里面你能读到他是怎样为了一个赌注，穿着燕尾服、戴着高顶礼帽游过泰晤士河的；更加浪漫的是，紧接着，他就效仿希腊传说中海洛的情人利安德和拜伦男爵，游过了达达尼尔海峡。我很高兴他能来农场和我面对面吃一顿晚餐，亲自下厨招待一个喜欢的人会有种特别的喜悦。作为回报，他告诉我他对食物，还有世界上许多其他事物的见解，他说，这是他吃过的最棒的晚餐。

威尔士亲王也来农场吃过晚饭，这让我感到莫大荣幸，他盛赞我的一味坎伯兰调味酱汁。这是卡芒提唯一一次兴致勃勃地听我复述别人对他厨艺的称赞，因为土著非常看重国王，很喜欢谈论他们。几个月后，他渴望再听一遍，他像一册法语读本一样提出问题：“苏丹王子喜欢猪肉料理的酱汁吗？他都吃完了吗？”

在厨房事务以外，卡芒提也处处向我表达他的善意。他想用自己对生活中优势和危险的见解来帮助我。

一个晚上，已经过了午夜，他突然拎着防风灯走进我的卧室，沉默不语，好像在执勤。那时他应该才来我家不久，因为我记得他很小。他像一只在房间里迷路的黑色大蝙蝠一样，站在我的床边，大耳朵张得开开的，或者说像一小丛非洲鬼火，因为他手里拿着灯。他十分严肃地对我讲话。“穆萨布，”他说，“我觉得你最好起床。”我困惑地坐起来，觉得如果真有什么要紧事发生，那也应该是法拉来叫我，当我又一次让卡芒提离开时，他还是不动。“穆萨布，”他又说一遍，“我觉得你最好起床。我觉得上帝来了。”我一听马上下床了，问他为什么这么想。他严肃地把我领到朝西面山的饭厅，这时，我透过门上的窗户看到了异象。山那边有一团草场大火正在熊熊燃烧，从山顶烧到平原，一路上的草全烧着了，从房间里看去就像是一条垂直线，看起来确实像个巨人的身影正走向我们。我站了一会儿，看着它，卡芒提也站在我身边看，然后我开始向他解释。我本打算安慰他，因为我以为他被吓坏了，但是解释好像对他并不起作用，他显然觉得叫我起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那好吧，”他说，“可能是你说的这样。但我还是觉得你最好起床，万一真是上帝来了呢。”

第三章移民者家里的野蛮人

有一年，长雨季没来。

那次经历非常可怕，经受过的农夫们都不会忘记它。即使离开非洲好多年，在某个北国潮湿的气候中，他仍会在深夜听到大雨倾注时突然坐起来，大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啊！”

一般的年份，长雨季都从三月最后一周开始，一直持续到六月中旬。接近雨季的时候，整个世界一天天地变热，变干，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欧洲，或者更甚。

住在河对岸的马赛人—我的邻居，那时就会在皮实干燥的平原上放火，让绿油油的新草随着第一阵雨冒出来，供他们的牛群啃食。笼罩在平原上的空气随着有力的火势起舞，带着彩虹色层次的细长灰烟在草场上滚滚前进，燃烧的热度和焦味偶尔也钻进耕地里，像来自熔炉。

巨人般的云层在灰色的草场上堆积，又消散；远处的一阵小雨给地平线抹上蓝色的斜纹。全世界只有一个念想。

日落之前的傍晚，周围的景物朝你靠近，山脉变得亲近，清晰的靛蓝和黛绿色调变得有力，意味深长。几个小时后你走出去，星星都不见了，你觉得夜风轻柔、深沉，孕育着恩典。

急速加快的奔走声越过你的头顶，这是风穿过高大林木的声音—不是雨。这声音扫过地面，是风在穿过灌木和长草—不是雨。它窸窣疾行过土壤，是风穿过玉米田的声音—听起来太像雨了，你一次又一次受骗上当，甚至从中得到一丝满足，至少你好像从舞台上看到了盼望的身影—仍不是雨。

但是，当大地像共鸣响板一样回应，发出深沉而丰富的低吼，你周围上上下下所有维度的世界都跟着歌唱时—那就是雨来了。就像你远离大海很久，然后重新回到海边，像久违的爱人的拥抱。

但是有一年，长雨季没来。整个宇宙似乎都背弃了你。天气转凉，有时甚至会冷，但空气中仍没有湿气。一切都变得更干、更硬，就像世上所有的力量和优雅都抽离了。那无所谓坏天气或好天气，而是没有天气，天气被无限期拖延了。荒凉的风像一阵气流匆匆在你头顶掠过，颜色都褪去了，气味也离开了田野和森林。这种被伟大神力厌弃的感觉让你压抑。一路向南，烧焦的平原黑黢黢地废弃在那里，只剩白色灰烬的斑纹。

随着我们徒劳等雨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农场的未来和希冀都变得黯淡，终于耗尽。过去那几个月的犁地、剪枝和种植都变成了蠢人做的无用功。农场劳作慢了下来，再就是停滞。

平原上和山里的水潭都干了，许多没见过的鸭子和鹅都来到我的池塘。斑马群在清晨和日落时分来农场边界的水塘喝水，它们排成长队，有两三百头。马驹跟着母马，即使我骑马穿过，它们也不会受惊。但为了我们的牛群考虑，必须设法让斑马离农场远点，因为池塘里的水位也在下降。不过到那里去仍是一件乐事，长在泥里的灯芯草给棕褐色的景致打上了一块绿色补丁。

土著面对干旱时变得沉默，我没法从他们那里问出一点看法。因为你本来觉得他们对天象肯定比我们懂得要多，这毕竟与他们生死攸关，又不是一件闻所未闻的事—他们的祖辈都经历过—大旱的年份里他们会失去九成的牲畜。他们的香巴也很干，只剩几棵无精打采枯萎了的红薯和玉米。

一段时间后，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会了他们的方式，不再像个讨嫌的人那样去讨论世道艰难，也不再抱怨。但我毕竟是个欧洲人，在这个国家生活得还不够久，没有学会像土著那样彻底地认命，这一点，一些在非洲生活了好几十年的欧洲人已经能够做到。那时我还年轻，出于自保的本能，我觉得如果不想被农场路上的沙尘卷走的话，就必须得集中精力做些什么。我开始在晚上写故事、童话和浪漫小说，让我的思绪飘得远远的，飘到其他国家和时代。

每当朋友来农场暂住时，我就把这些故事讲给他听。

我起身走出门外，一阵凛冽的风呼呼地刮着，天空清澈，嵌了上百万颗坚定的星星，一切都很干。

刚开始我只在夜晚写作，后来早上我也坐下来写，通常这个时候是该去农场的。那时很难下决定，是该再犁一遍玉米田，重新播种呢，还是应该把树上干枯的咖啡果都剥掉，只留下树呢？我日复一日地拖延决定。

我常坐在餐厅里写作，面前的餐桌上铺满了纸，因为除了写故事，我还有农场的账目和预算要做，以及农场经理凄凉的便签要回复。我的仆人们问我在干吗，我告诉他们我在尝试写本书时，他们认为这是拯救农场脱离困境的最后一搏，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后来他们问我，书的进展怎么样了，他们走进来，站上一会儿看我的进度。在镶了护墙板的房间里，他们的脑袋看上去和镶板的颜色非常接近，晚上他们靠着墙，站着陪我，看起来就像一件件空荡荡的白袍。

我的餐厅朝西，有三扇长窗各向游廊、草坪和森林打开。这里的地势向河倾斜，河是我和马赛人的界限。人从房子里无法看到河流，但能够从沿河生长的暗绿色大合欢树的分布来推断它蜿蜒的流向。河的对岸，满是树木的土地再次升高，森林以外是绿色平原，一直延伸到恩贡山脚。

“如果我的信念强大到可以移山，我只希望把那座山移到我的身旁。”

风从东边吹来。我的餐厅大门背风，常年敞开。也正因为此，我家的西侧很受土著欢迎，他们随意地待在那里，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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